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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容雅量的蓄能之所立命之地

—— 忆在贵州大学中文系七八级的四年

发布时间: 2018-11-29   来源: 黔西南日报   我有话说(0人参与)A-A+

1978—1982年这四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

从1978年考入贵州大学,至今已四十年。如果盘算这四十年自己有所悟、有所为,要归于贵州大学优容地在那个特殊的年头让一个高考分数不到250分的我进入它的校园,归于贵州大学以名仕的雅量让一个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可能好好读书的青年坐在它的教室读诗作文,归于112位同学的这个集体的影响和熏陶,让我知晓了刀斧之勇胆源自尽心做人、义正不谀,威武之豪云缘起似水柔情、尊师重谊。

大学四年是一段很值得回忆的经历,也是不易表述的经历。从历史的角度和视野看,四年很短,于我则很长。长得一生都在为四十年前成为贵州大学的一名学生而不敢对人生有丝毫的懈怠,长得已届花甲的年纪、四十年来见证国家的变化的同时还在参与这个变化。作为个体的四年,历史已淡忘,但个人没有淡忘。无论远观近望,虽然社会对四十年来的中国仍然有不同的评说,仍然有许多可以变得更加美好的目标还在实现过程中,但我仍满怀信心,心存明天。

蓦然回首,四十年前入学的景况恍如昨日。贵州大学给了我两个驿站:外语系七八级、中文系七八级。作为人生驿站,我的生命已依附到美丽的花溪河畔那些卓尔不群矗立的砖楼里了;作为一名学子,我的灵魂已铺埋在贵州大学无数条小径的野草根底的泥土里了。在1978年那个阴霾未尽、阳光初显的深秋,贵州大学将初谙世事的懵懂青年以复兴的文化所化之,倍感幸运和幸福。

1978年真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年头。

那年,看到身边的几位熟人在春季作为“七七级”的大学生骄傲地奔赴大学,还在挖土方的我难以平静,自忖:“花可落我家?”于是,拼命地疯狂地读所有找得到的教科书,甚至不惜冒着名誉扫地的风险翻墙到县文化馆“拿书”。身边认为我会有“出息”的人给了我倾力的帮助。在书店工作的街坊徐儒勤大哥,将香港的中学数理化课本以“参考资料”偷偷地购进送给我;高中的班主任王俊老师要求我每三天写一篇作文;复旦大学化学系1962年毕业的王老师将自己誊录的1952年至1965年全国高考的化学考卷给我,要求我每周做一份并按出题方式模拟出题及作答;1975年3月获特赦返乡的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学院的表姑公杨老先生每个周日给我讲一次政治课和写作课;父亲的同事张友成叔叔则告诫我“先学会开解放牌,再有运动都会有饭吃。”

1978年的春夏季很特别。

那年,小县城连绵阴雨,一直不歇。小雨和冷寒随时伴随着夏日的阳光。考试的7月20日至23日四天里,我都是穿着翻帮牛皮鞋、撑着油纸伞到考场。后来我想,这也应该算是一场洗礼。事实上,当年的我对上大学只限于“一种想法”,更多的是被潮流裹挟。最近的理想是成为县城最大的包工头,承揽县里机关房屋的修缮和建筑工地的砂石装卸,因为从1973年通过假期做小工就开始从中得到可以在同龄人中自豪的足够的生活费用。与我一起常年找活干的十余位小伙伴也希望与他们“一起找钱”。对于读书,因为从小与外公及两个外婆一起生活,耳闻目染中知道外公原本也是读书人,知道读书很重要。外公家有中药铺,会中医,有好多书,小时就接触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雷公炮灸论》《甲子书》及《堪舆金匮》等老书。我认为加上《中国民间故事集》《风雨桐江》《上海的早晨》《唐诗三百首》等就够我读一辈子了。因为恢复高考的突然,根本来不及思考高考作为人生大决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而“考大学、上大学”的时代强音形成的社会形势已如决堤洪流,一泻千里,自己只有顺流而泳。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当时社会的共识。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事例融入了我的意识。父亲以1948年贵州省立中学毕业的眼界主张我报考理科:“劳力者比劳心者自在。”希望我报考安徽大学的桑蚕专业,他认为穿衣吃饭是民生之本,并以“人死了包头的帕子都是蚕丝的”进行佐证。于是我报考了理科。

填报志愿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只觉得化学考得好,最少可以读安顺大专班。当年只能填报三个学校三个专业。我大着胆子填报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贵州大学的“化学系”。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没有半分焦虑和企盼。想的做的就是多找点学费和到外面看看。猜想会读化学专业,于是到了建设中的赤天化;狠着心花了五块八角钱买了平生第一双黑皮鞋。可能是上海产的牛头牌“三接头”,第一次上脚的感觉很好。到现在,三接头皮鞋是一生最爱。

得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远在二十公里外的县茶场烘炒出口红茶。父亲用平和的语调打电话给我:“快回家。录取通知书到了。贵州大学。”我知道未能如我愿,但书是得读了。我不惊不喜地回到家时,几乎所有的亲友都喜笑颜开地等着我。录取通知书标明:“外语系、英语专业”。

按录取通知书的期限,我独自带着生活物品,穿着妈妈特意缝制的“涤卡”中山装,坐在卡车货厢上,如期到学校报到。当搭乘的运煤的解放牌卡车停在贵州大学礼堂旁后,目光徘徊在一溜标明某某系的接待桌前,并没有寻觅到几十次凭空想象的大学的样子,完全没有将大学的面貌与学校经过十年文革所受的摧残联系起来,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的书卷气应随处洋溢。

一切都既不熟悉也不同想象。于是,陌生和遥远,踟躇和渺小成为贵州大学给我的无言教导和启示。陌生和遥远,注定了我一生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够得着贵州大学的一片瓦;踟躇和渺小注定了我一生都在寻找真实的自己,求知与做人将成为终身苦旅。因为有了贵州大学在我与它见面的那一刹那给我的无言教导和启示,我坚定地认为:我会在这里得到庇护,得到一生应该得到的厚爱和宽容。这也就使我四十年来从不轻言学校如何,也不草率地向世人表达我是如何的以贵州大学为荣,更不企图从“贵州大学”四个字里夹杂自己的私货。贵州大学在我的心中就是一盏灯,就是一床被、就是一间屋。我在,它就会给我光亮,给我温暖和安宁。

进入大学后的日子是新鲜的。

上了外语系才知道中学的外语课是白费时间,从26个字母重新开始。除油印的“听读”教材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统编的教材外,听钢丝录音机学习标准伦敦口音是当时最高大上的课程。特别是因为陆丙安老师母亲是法国人的缘故,得她教几句法语被看作是在外语系的最高奖赏。许幼筠老师的俄式英语虽然不习惯,但响亮的颤音运用让人受益匪浅。陈家法老师脆梆梆的口语特别有股男人气概。每天晚饭后,男女同学站在外语系教学楼边的路灯下背单词,成为外语系的“集体走台”,也是学校当时最亮眼的风景。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望中学的老师。他们几乎都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以后你准备干什么?”学外语的,我能干什么?“中学优秀英语教师兼班主任”是最顺理和实际的角色,我给自己定了位。

这下麻烦来了,我不愿是这种未来。语言就是一门工具,学习使用工具如同我砌砖墙熟能生巧,实在不愿意在建立世界观和确立人生观的宝贵的四年大学期间学习别人的一门语言。如果这样还不如守着17方剂歌诀开个中药铺、当个坐堂医师把脉问诊。当1979年3月回到学校后,我立即不安生了,一门心思转系。

现在想来,萌发转系念头就注定了自己是一个不会按习惯出牌的人,宁愿折腾自己也要按心仪遂愿。于是,孤身一人开始了艰难的转系旅程。按当时的规定,大学里申请转系必须是身体不适宜现在的专业,如过敏、色盲、肢体障碍等,而且只能理科转文科,文科转文科,文科不能转理科。

大一第二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到教务处提出了从外语系转到化学系的申请。为了证明我应该在化学系学习,径直到化学系表达转系的意愿,一口气背出了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所有已知元素的原子量、化学价和盐与酸、盐与碱、酸与碱及典型氧化还原反应的几种情况,还就蛋白质、淀粉及纤维素等天然高分子化合物作为高分子材料替代合成橡胶的工业前景侃侃而谈。但化学系的老师最后来了一句:“你应该转到浙江大学去。”一个未来的高分子材料科学家就这样夭折了。

转到化学系的愿望破灭后,只有打文科几个系的主意。我几十次向教务处、学生处、中文系的请求没有感动老师,眼看转系成为一条看得见的死路。苟延残喘中自己做出了“一个目标,两条路径”的计划。目标是转系成功;路径一是不能逃外语系的课,要有好印象,要马上开始到中文系听课,要让授课老师对自己有印象;二是公开表明“不让转系就退学”的决心。通过打听,退学申请不但不会批准,而且会成为教务处、学生处工作没有做好工作的过错,他们要承担责任。知道有这根“软肋”后,我就天天到教务处早请示、晚汇报。当时,全校提出转系的还有另外两位:同是外语系的李元元和化学系的史开来,他们都是贵州大学的教师子女,他们的转系申请因为我的出现被搁置。李元元的爷爷李淑元教授是全国第一流的元曲专家,李元元肯定得转;史开来是色盲而父亲是教授,他转历史系没有障碍。三足鼎立,穿草鞋的与穿皮鞋的走一条道,形成了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因可以理解的原因,中文系原来只接收一人,教务处为了解除我的“上访”,提出了“要接收就必须两个都要”的意见。事情的结果是皆大欢喜,都转了。我与李元元从外语系的同学变成了中文系的同学,中文系七八级由110人增加为112人;他的学号是111;我的学号是112,校徽号395。

“外来物种”总是被遗忘,但因为被遗忘,才会自由地生长。

1979年3月20日,中文系接纳了我。韦明星辅导员对我讲:“你是一个特例。”我的回答很搞笑:“你们一开始就不喜欢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没有说对。在中文系学习的三年半时间里,老师大都知道有一个是外语系“硬闯进来的”。2012年与徐达老师谈到这段历史,老先生居然知道。

正式作为中文系七八级的一员后,因为课程耽误半年,我一直在追赶,努力尽快地成为“中文七八”。很快结识了同学,让同学们对我有了些许的印象。主动地与大家交流,参与办刊物,与大多数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二时,因个别同学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识别,不时以“外语系的”相称,李德航一句“他本来就是中文系的嘛”让我热泪盈眶!李鲁湃因是从贵阳市公安局考进来的,搭车便利,到贵阳几乎每次都是他帮我拦车,每个学期都会叫我去他家里吃住五六次,与他的家人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刘志学经常失眠、颏发早白,当时市面的药材不地道,他询问哪里可以买到药效好的熟地,我周末回家与家人炮制了够用半年的剂量送给他。因为这件小事,毕业后他每次到兴义都会来看望。李建新为了帮助我多有些钱买书,带我到贵阳的郊区收购银元赚点差价、和他一起在学校销售“港衫”;刘永和时不时从家里带些糕点让我品尝……以转系进入中文系的特殊身份,能够得到同学至今不变的认同、关心、挂念,是我最温暖的回忆。

在大学期间,除了学生这个身份外,我还有“兼职”。

义务收件分发员。中文系的同学喜欢用文字表达存在感。表现是书信往来多、杂志订得多。收发室的校工认识我,只要我从收发室门口过,他就喊:“你把你们班的东西拿回去。”几次接手后,刘苗鑫就在班上宣布:“为了不丢失东西,以后班上的邮件、杂志就由你负责了。其他人不要乱拿。”这项“兼职”虽然辛苦、有责任,但了解了一些班情。如来信中信封上的字最漂亮的是孙海涛的女朋友,每周一封,钢笔字秀丽大方,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一定是练过柳体的,信封永远是纯白色,落款永远是“内详”,到现在也不便求证是否是嫂夫人;李凡的汇款单来得最勤,而且有多个汇款人,金额也很可观,典型的“穷养儿子富养女”例子;张家彦收到的不明就里的杂志、小报最多,但包装都很差,经常破损;李建新的包裹最多,主要从香港寄来;寄给上海同学的包裹基本上标注有“易碎”,应该是“肉松”类;从各县来的汇款很少超过15元的;徐之明的汇款额度较大,但“留言”每次标明还包括有他弟弟的;刘苗鑫的信件量最大,部队的多,各种杂志、函件多。唯一一个从没有信件的是李元元。在来的信中,居然经常出现“中文七八”寄给“中文七八”字样,想必是班上同学之间“占山为王”的把戏。因为我小,既不管,也不外泄秘密,所以女同学对我都很好。可以自豪的是,兼职三年没有丢失一件邮品。

阅览室管理员。大学四年,我当了三年的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管理员。出任这个差事的动因十分简单:每月25元报酬(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对外讲是义务的。得到这个岗位的过程证明善良和勤快是块宝。1979年7月放暑假当天晚上,我稀里糊涂地像往常一样到阅览室看书,在二楼的楼梯转角处看见一只受伤的猫爬在地上细声地惨叫。我把猫抱起走到阅览室门口时,管理阅览室的老师正好拎着垃圾往外走:“放假了,不开。你抱着猫干哪样?”简单解释后我说:“我帮你倒渣渣。”老师一愣:“你这个同学心好嘛!”到9月份开学时,这位老师问我:“来招呼阅览室不?25块钱一个月?”我一个劲地点头并接过钥匙。这一接就成了“猫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条件是:周一至周五每晚七点半到十点开放;十点后归顺报刊杂志和椅子板凳、打扫卫生。阅览室的工作很轻松,可以优先看所有的报刊杂志,还经常为单相思者做好事。如班上有男同学中意其它系的女生,而该女生又是阅览室的常客时,我的任务就来了:将该女生旁边或者对面的位置以“有人”名义或堆放东西留下来,为同学制造一个张生与崔莺莺的剧情。数学系一位个子高挑面容姣好经常一身全黑衣裤被冠名“冷酷”的女生是众多男生“围猎”的对象。班上同学中“神仙侠侣”式的谌贻鼎与周启荣的头几次严肃面商都得益我的暗中关节。此项服务也为其他系的提供。不过,男同学主动的一般没戏,女同学主动成功率就高得多。

享受教师待遇的学生。大学四年,我在学生宿舍住的总日子不到二分之一。当时,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和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许多老师陆续调离,教师住房紧张的状况稍有缓解,新修了学生宿舍“白楼”,原来被改造成教师宿舍或者教室的房屋腾空了。1979年4月,经老师介绍,我从学生宿舍搬到了化学系俞征老师在音乐楼的原宿舍。这栋两层小楼共17个房间,除了楼梯口一间在1980年为姜澄清老师办的有邓健、鲍贤伦、熊洪斌等参加的书法班教室外,楼上只有我,楼下只住了另一位单身男老师。48平方米住我一个人,属于“大户人家”,而且水电、桌椅、床凳、锅灶齐全。这间房子给我的自豪感和满足感,是后来读了李密的《陈情表》“过蒙拔擢,宠命优渥”,才有了对“优渥”的深刻体会。我的这间“豪宅”成为班上十余位同学“打牙祭”的公共食堂和严为礼展示以火锅为主的烹调技艺的处所;成为李建新向外语系日语班女同学讲解唐诗宋词、彭纯基辅导她们古汉语的辅导站;成为刘苗鑫与张真两个不同系不同级的男女班长交流工作的办公室;成为张家彦会见哑默等社会诗人的接待站;成为伍新民与贵阳师院中文系穆同学彻夜畅谈的密室;成为历史系王江平等几个系十多位文学爱好者关于朦胧诗的交流站。1981年3月,我又搬到位于靠朝阳村边的原民族研究所改为教师宿舍历史系康老师腾出的空房,与胡日佳老师成为邻居。其实,我在班上一直有宿舍。中文系七八级男生集体搬进“白楼”后,我与彭纯基、谢仁明、张晓强、付建平、李勇、黄健勇、吴卫东(先是王志)“同房”,房号403。房间的个人壁柜堆放换季衣物和暂时不用的书籍、杂物,我也时不时回403住几天或者一两月。总之,是“政策开放,一边一趟”,比较自由。大多数同学不知道我有“侧室”。

有福气的倾听者。住在音乐楼的“豪宅”期间,我见识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专业,并一直影响至今。1979年11月的一个中午,我正在上楼时,一个北京口音在身后响起:“同学,您会修电灯吗?”扭头一看,一位戴着无框纯圆水晶镜片玳瑁镜腿鼻托的深度近视眼镜、秃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蓝色中山装、戴着一付白布袖套、身材稍高、皮肤白净的老人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我当即把老化断了的电线接上。见灯泡只有25瓦,我回寝室拿了一个60瓦的换上。第二天中午,他在楼梯口对我说:“您下午别打饭了。到我房间吃。”下午我如约敲开了门。眼前的景象是:矮小的方桌摆着一小钵稀饭、四根油条、三个馒头、一碟霉豆腐、三个小碗、三双筷子、两张小凳子。

他看出了我的诧异,随即慢慢地告诉我他是谁。他叫雷章敏,清代宫廷延绵228年共八代建筑匠师家族“样式雷”第十代后人。他的家族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是清代工部下辖的营缮司钦工处样式房掌案,承担了所有的皇家宫殿、园囿、陵寝以及衙署、庙宇等设计和修建工程。“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人都是雷家人担任。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建筑学家朱启钤先生评价:“样式房一业,终清之事,最有声于匠家亦自金玉始。”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到今天,建筑界尊称这个家族为“样式雷”。泰陵、西陵、东陵、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天坛、畅春园、绮春园、长春园、圆明园、颐和园、三海工程、摄政王府、正阳门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皇室建筑的设计施工都出自这个家族。家族和个人兴衰与国运、时世同步。灾难性的衰败是第七代雷廷昌主持、垫资白银三千万两修建颐和园和慈禧太后六旬万寿盛典工程后内务府正准备付款当口,甲午海战大清帝国战败。按照《马关条约》要“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三千万两,比议和时增加了三千万两。户部没有这笔增加的预算,只能将内务府拟支付雷家的款项挪作赔款。雷家厘毫未获,只能坐吃山空。家族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入衰败。1936年前后家族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卖“烫样”(立体建筑模型)和“画样”以及位于北京西城区海淀、南锣鼓巷的院子。到1967年,卖掉了100余座大宅院,只保留了3座。

雷章敏出生于1921年。从小在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书,1940年后在日本人的商社当翻译。1945后在教育部国民教育司设在北平的机构编辑中学教材。1950年作为留用人员在教育出版社编辑中学教材直到1969年6月下放到教育部在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1972年2月从“五七”干校分配到贵州铝厂子弟学校,半年后调到贵州大学印刷厂当校对工。他从1972年离开北京就没有回去过,儿女也没来探望过。家里只有老伴和一个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小女儿,另5个子女分别在陕西、山西、内蒙知青,在贵州大学工作七年没有与任何人来往,只认识印刷厂的工友,每次吃饭都要把老伴的碗筷摆上。

雷章敏出生于建筑世家,但没有从事过建筑业。他绝顶聪明,在家族的熏陶下,谙熟宫廷建筑《则例》,熟知家族228年的掌案过程,熟识古建筑的型制和构件之间穿凿附会的诀窍。他是第十代唯一会“烫样”基本技艺的。1940年前后,家里为解决衣食之需往外卖“烫样”时,在父亲指导下也将草纸板依台基瓦顶、柱枋门窗、床榻桌椅、屏风纱橱热压成百分之一的比例制作“烫样”出售以为家用。因有此技艺,在贵州大学期间,学校印刷的较重要的书籍、教材都是他设计打版、裱糊装订。我带他到甲秀楼、文昌阁、弘福寺、华家大院、青岩万寿宫等参观时,每一根柱枋、椽檩、栿脊和斗栱、础梁都成为他向我传授知识的教材。特别是对文昌阁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顶层金柱用过梁承托,檐柱延余下穿作下层金柱的建筑结构原理和要点进行详细讲解,让我第一次对古建筑有了认识。他近一年的“讲课”“模范、榜样、规矩、准绳、陶冶、情操”等从工匠行业升华出的词语在我以后的表达中具备了神圣和崇敬的内涵,对自己做人做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若天假岁月与机缘,我一定做一名有设计思想的哲匠——匠人。

多位老师的门生。贵州大学的综合性质让我有幸拜见了中文系以外的许多老师并成为师徒关系。哲学系曹鹏老师既是冬泳伙伴又是师傅,教我如何如何理解《资本论》的要义,他的“平等是真正的不平等,只有真正的不平等才会实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平等体现了平等的不平等……”绕口令式的政治经济学思维表达方式让我终身忘不了;历史系王新邦老师每周二下午给我讲魏晋南北朝史,讲述他大学毕业后在昆明在晴隆任美军少校翻译的经历;历史系侯绍庄老师对我讲郭沫若1927—1937年在日本一心钻研甲骨文时为一个“祖”字的考证搜肠刮肚的故事,以及郭沫若用了一句四川人的下流话解决了罗振玉都没有回答得了的生殖崇拜与词源关系的问题;化学系俞征老师将他于1956年写满了眉批的《列宁主义问题》作为礼物送给我;中文系胡日佳老师在外国文学课程之外向我推荐西方小说作家和书目;哲学系赵森林老师用一周时间给我恶补欧洲哲学,教我如何驳斥关于西方民主自由博爱的哲学句式“你们不是要自由吗?不是要像小鸟在天空的自由吗?可以的!但不要忘记,小鸟在天空的自由事实上是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的自由!这个自由还不自由吗?你要吗?给你就是了!”他讲到高潮兴奋到极点,就把眼镜往桌上一丢、两眼鼓圆、嘴角堆满唾沫的样子,直到今天仍在我眼前呈现;中文系曲沐老师从大三开始每周给我讲两个小时的《三国演义》;中文系陈汉杰老师用山西人特有的大嗓门教我使用《语音调查表》,指导我在大三时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学术性成果《开阳方言》;中文系高荣盛老师指导我完成了《毛泽东诗词考证与欣赏》并作为选修他的课的必读参考资料;外语系陆丙安老师在我转系后还提醒我“发音一定不要乱开嗓子,不要用普通话的发音习惯读英语”,到现在不经意读外国人名时会让懂几句英语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我;哲学系沈昭华老师对我关怀至极,大学四年与他一起不间断每天上午六点半游泳,在他成家前天天见面,只要我没有上课,他到任何老师处都带着我长见识,鼓励我思想不要受束缚,是他影响了我对世界的判断、对人生的思考,教会了我思辨和笃行。

足球运动组织者。四十年前的我们对体育的热情不比今天追捧网红和小鲜肉的逊色。满地是砾石没有草的足球场特别好展示男生的风采。本班组建了两支足球队,我体力好、速度快,司二队的前卫,但健将级别太多,经常只有10分钟上场机会。因集体荣誉感强,主动张罗递水、计时,参与评判得失,没多久就成为两个足球队长须臾不离的助手。时间一长,每次班上、系里、学校组织的比赛都会要我参加。最辉煌的,一是组织每周一次的各系“小炒杯”比赛——负方凑钱请胜方吃小炒肉;二是在大四组织了全校七八级各个系的“毕业杯”,被委任为“贵州大学七八级足球毕业杯比赛秘书长”。不但没有报酬,还不能参加踢球,负责制定规则、安排场次。每场比赛要将球网挂好、球打足气、作好记录。实在要感谢同学们:为我十五年后任体育局局长打下了基础,训练了业务。

贵州大学中文系七八级112位同学四十年的交往,在我已近晚年的生命中已超出了新知旧雨的友情,具有一种固有文化并不因时代和岁月的嬗变与更迭而迷失的相互寻觅、互为鼓励的精神与气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成为共同的志向和谋布自己人生的大端。特别是因一九七八年那个特殊的时代节点及随之相处的四年求学,在剧变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志节因得以固守带来对生存的肯定,从而激发了交往双方精神上的欢愉和互为气类的心灵共鸣。这就是我们中文七八的共同心迹和实情。

四十年的纪念如何依凭?作为一段历史的过往人,纪念历史应该是一种相似共通的气节与品格。虽不求成人完美、贤人君子,但做人的坦荡和刚毅、知遇和敬畏、铭恩与感怀是应当的。“处士横议”这一名士的习惯在中文系学子身上应有铭刻;回首与同学相识四十年的人生,除了需要相濡以沫之情,更求舒心雅致之谊。

我们四十年来与国家同步前行,见证了同学藉各式各态以显见责任与良心于社会各业,或传庙堂之高歌、或扬民众之疾声、或谏良策于当局、或应群言倡大德、或凭修为践知行,皆承继担当立世宗旨之品行。诸多同学更承天降大任,继往立言立德而经年不辍,人心文章载民载商,农工学仕关注有加,文史科教张扬不绝,奇闻逸事飘洒街巷,引领时风始为大要,鲜衣怒马于社会各界。

回顾四十年前的大学四年,要说的话很多,虽情可缠山绕水,但言终有一竭。余何以得当年授业解惑诸先生、侠义爽情诸同学厚爱?何以虽居偏隅,仍受同学情深似海之关切?独慎猛悟,孔夫子曾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也。望同学继续仁心慈怀,共颂“师恩醇似酒,窗谊美如诗”之歌诀,再予余万倍关照,余定当遗餐继烛效命如衣食父母之师尊、如哥如弟如姐之砚席。

愿在万峰林再聆诸位先生、同学高谈阔论。

顿首!


作者:曹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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